中国是世界儿童权利运动的最后一个洼地。非身在期间作战，无法知其灾难之深、积重之难返。
数据说话：6100万的留守儿童，1400万的随迁儿童。每年近20w的儿童意外伤害事故。近20w的失踪儿童。4％的儿童遭受极其严重的虐待甚至被残酷虐杀，而作为监护人的凶手，在2014年以前，几乎无人被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7％的儿童遭受性侵害。
在欧洲，替纳粹任何意义的辩解都是触法的。而在中国的公共舆论平台，我们甚至可以听到大量的压倒性的替购买儿童的买家辩护的声音，替虐杀孩子的父母辩护的声音，替恶意将先天残疾儿童饿死、冻死的父母辩护的声音。
“君臣父子纲常”在国人的心中根植极深，简直成了天真的本能。主流媒体至今也喜欢制造大团圆的心灵鸡汤，谴责父母的不作为就和谴责政府的不作为一样，完全被许多人发自本能地抵御。
另一个本能是，在大量的儿童救助案例中，儿童本身的利益被残酷漠视。
对，就是漠视，根本不被看到。一个母亲把女儿活活打死，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：“她已经很痛苦了，为什么还要判她坐牢？失去孩子不是对她最大的惩罚了吗？” 喂，注意！那个孩子呢？孩子的生存权、人身权利呢？如果一个男人把妻子杀了，你会推论说：“失去妻子已经让他非常痛苦了，为什么还要判他坐牢”吗？你不会，因为你认为妻子的人身权利必须得到正义的伸张。那为什么一个孩子被杀在很多人眼里就轻若鸿毛呢？
同样，在携带儿童乞讨的案例中，走遍世界，除掉非洲等少数国家、印度，几乎找不到一个国家在今天还有这样多的儿童乞讨现象。就连印度，也没有我们这样的行帮化、职业化的携童乞讨的规模现象。
中国乞讨儿童组成部分有三，一是被拐卖的儿童，（残疾乞讨儿童中被拐卖者比例很高）。二是被亲属租赁给职业乞丐，或监护人自己已经是职业乞丐，携带亲生子女乞讨。三是病困自救型携童乞讨。
小希望之家前后干预关注过不低于200例的携童乞讨个案，仅仅有4例是第三类，病困无着乞讨为生的。我们都介入了救助。在其他个案中，发现两例是拐卖儿童，并被公安解救。@陈士渠 的微博都曾经转发。其余的，这些抱着牵着孩子的乞丐，都能迅速地拿出一张证明（大队或公社证明），证明和孩子有亲属关系，或警方出警后一看就知道，是已经验过多次dna的血亲。只是单纯为钱而乞讨，并不存在吃不饱饭才乞讨。一，救助站再不给力，进去了饭随时是可以吃的。这个世界再炎凉，并不在荒年，不管在家乡还是在城市，馒头讨一箩筐还是讨得到的。
但这些携童乞讨者目标非常明确，要钱。而且没有餍足之时。有甘肃帮，安徽帮，大批量的带着亲生孩子进城，当成一种产业，并要借此挣得大笔金钱，能够回乡砌房。
无论是否亲生，任何一个儿童都不应该这样被利用与剥削。被租赁的儿童处境极其悽惨，新民周刊记者杨江参与解救的一个女童红红，被其父母租给草台杂技团，街头卖艺行乞，遭受了无数次残酷殴打，牙齿鼻子都打破，一块头皮被整体拽落，永远秃顶。就算是亲生携带乞讨，他们也长期昏睡，风雨浸泡，烈日蒸晒，冒着车祸危险。同时还被剥夺人格尊严，时时处于恐惧之中。
两年前@于建嵘 等人在微博发起了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，是近年来中国儿童权利发展活动中的一个亮色。它唤起了对乞讨儿童生存困境的关注，过去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，但人们已经习惯到了盲视。很多网友因为对于儿童乞丐不了解（本身也是一个很隐秘的存在），常常一见孩子在街头的惨状就联系起拐卖儿童，因为善良的人心往往不能想象，这么惨的孩子是亲生的吗？“是亲生吗”成了大家常问的一句话。非常不幸，往往就是亲生。2015年初，山东警方刚刚破获一起亲生父母生子女贩卖的团伙大案，成十成百的孕妇赶到山东，生下婴儿给人贩子去卖，婴儿被放在手提箱里运走，甚至放在太平间、猪圈里藏匿。
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震惊，原来真的不是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”！被拐卖的孩子确实并不常常沦为乞丐，通常是年龄较大了、卖不出去或本身有残疾才会落入丐帮，但被拐卖的来历不明的儿童，本身也是需要社会关注。即使不是拐卖的，由亲属携带乞讨的儿童，也是被利用、剥削和压榨的小奴隶，更需要社会关注。很多网友常常是拍照之后上传微博或朋友圈求救，当然更好的方式是先报警，不过鉴于很多人可能是匆匆经过，也可能对警察心存畏惧，或考虑自身安全，所以，能够拍照并追问一句的网友，已经是莫大功德。
非常可笑的是，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沦为乞丐，在街头受尽折磨，仰着一张稚嫩的小脸向世界兜售苦情，尊严被践踏殆尽时，还有一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，去质问“你们拍照上传侵犯了乞丐的隐私权！”他们大概完全不了解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》中关于“儿童利益优先”这六个字何等严肃，又何等沉重！必要时，儿童权益的保护，宁左勿右。电影《刮痧》就精准地反应了美国儿童福利保护制度的“过激”反应。但这样的过激反应是合理的。因为，家庭伤害有它特殊的隐秘性，家庭可以是最黑暗的犯罪的庇护所，因为天然的血亲关系和监护关系，儿童心智又不成熟，家长可以任意控制和奴役伤害一个儿童，可以在孩子身上实现各种统治，而孩子完全无力反抗。在极度重视个人权利的欧美加拿大，在儿童权益保护面前，家庭没有隐私权可言。教师、医生、护士、社工、儿童保护工作者甚至邻居，都有强制报告义务：在一个孩子身上发现伤痕，或听到他有可能涉嫌遭到一切侵害的话语时，有强制报告义务。
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邻居听到孩子在屋子长时间哇哇大哭却无人过问，可以马上报警。别说在街头看到儿童被成人带着流浪乞讨了，就算在街头踢一脚，也是围观、报警、拍照取证各种手段全上。
在儿童权益保护面前，罪犯没有隐私权可言。在美国，儿童色情罪犯即使出狱，也必须终身居住于油漆成黄色屋顶的房子里，万圣节时不允许装饰房屋，必须报告所在的社区他曾经的犯罪经历，不允许靠近任何儿童活动场所。他们的照片、犯罪经历资料可以被公开调阅。
当一个儿童被监护人置于街头流浪乞讨时，已事实证明了他正在遭受虐待与伤害，国家公权力应该立即介入，介入通常两种并行：救济与惩处。调查处置后给出最优的安置方案。对受害的儿童立即予以保护，对涉嫌侵害他的监护人予以惩处。
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公众的视野也不断聚焦于种种丧心病狂的儿童侵害事件，近十年来，4个李姓孩子血泪生命推动了中国儿童权利保护的车轮。第一个：李思怡，2003年，因为警察的玩忽职守，她母亲被捕，孩子无人过问，饿死于四川成都家中。2010年，李乐其，又名小希望，患有先天无肛综合症，被富裕的家人以“我们不能接受一个不完美的生命”而恶意放弃治疗，全国无数媒体关注，警方妇联介入劝说，志愿者拼命相救，婴儿最终仍然被带回家，最终不明死亡。2013年，南京李梦雪李彤，因母亲吸毒，民政局福利院不接受，社区不负责任，民警当事人签订责任状后也不尽心履责，两个幼儿活活饿死在家中。
4个决不该逝去的小生命。4个惨烈的冤魂，最终推动了2014年12月23日由最高法、最高检、公安部、民政部四部委出台的《关于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若干问题的司法意见》，在2014年也在福建仙游判决了首例剥夺监护人监护权的案例。
中国儿童权益保护从2014年12月23日这一天起，迎来了一个历史性时刻。多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监护人将有法惩治，儿童也将依法被国家监护人保护，对于困病儿童，民政系统明确了兜底救济的责任与义务。
历史永远有巧合，这一天，一个被老丐头（老丐头王军自己家有三个亲生子女，收入全靠王军带着飞燕乞讨）控制十年之久的残疾女童小飞燕，在志愿者的努力下，北京公安民政都高度重视，成为了《司法意见》出台后第一个获救的小乞丐奴隶，她正在北京未成年人救助中心接受医治，很快会转往更专业医院对残疾的双下肢进行矫形。她获救时已经严重双肾积水，如果再不治疗，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。
在这样一个曙光初露，公权力终于开始负担起迟到的责任的今天，竟然还有不懂装懂的人，以所谓“乞丐隐私权”为由，大骂拍照呼吁救助乞童的网友违法，甚至大骂发起随手拍或发起救援的志愿者是违法的！那些成年乞丐或监护人践踏儿童生命与健康时你们怎么不喊违法？公权力不作为以无法可依懒政惰政时你们怎么不呼吁立法？网友在公共场合拍照了，怎么眼睛就盯上来，吹毛求疵地谈隐私权了？咄咄怪事，这双重标准是哪里来的？
一，在公共场合，拍摄的公共照片，又没有偷拍隐私部位，有何侵害隐私权之说？二，上传照片，又没有用于商业牟利，有何肖像权之争？三，如果是儿童的生命、健康都遭受严重危险时，任何公民个人和组织机构都有权利和义务及时去阻止这样的犯罪，有何违法之说？
谈完了法律，我们不妨再来谈谈良知。
一个专制的政府拥有对它的子民生杀予夺的权利，与一个暴虐的监护人拥有对它的被监护人生杀予夺的权利一样。建立完善的儿童福利保护，逼迫公权力履责，让纳税人的钱用于儿童保护，儿童救济。也击破专制的心理基础：当一个家长不能对一个孩子予取予夺时，就会有更多的人觉知到，政府不能对人民予取予夺。我们每从一个暴虐的家庭拯救一个孩子，每在这个世界保护一个身心健全的儿童，就为我们的未来解放了一个小奴隶，输送了一个合格的公民。专制意识的毒素就消退一分，而人们与生俱来的同情心，对弱者的爱护之心每增加一分，社会疼痛就会减少一分。权利意识的墙壁上又添加一块基石。他们不能再把我们变成弱肉强食的牲口，变成只顾自己活着的牲口，变成丛林法则的野兽！
我们生而为人！守望襄助，保护我们群体中的弱者！
人人生来平等，拥有不言自喻的追求生存、幸福、发展的权利。包括不会说话的婴儿，那不能为自己发声的沉默羔羊。
* 출처: sohu.com